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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记优秀共产党员、复旦大学教授钟扬

来源:人民日报      发布时间:2018-03-28

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
——追记优秀共产党员、复旦大学教授钟扬

  眼前的钟扬,已定格为照片中温和而坚定的微笑。标志性的双肩包、褪色的卷檐帽,这个魁梧的汉子在雪域高原笑得如此灿烂,一副永远在路上的模样。

  这就是那个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祖国植物基因库,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公里,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,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、打响了“植物保卫战”的人吗?这就是那个不顾高血压、心脏肥大,坚持16年援藏,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的人吗?这就是那个从教30余年,立志要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的人吗?这就是那个向妻子承诺“孩子15岁之后我带”,却在双胞胎儿子15岁生日后第十六天撒手人寰的人吗?……

  泪水一次次模糊了记者的双眼。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到青藏高原,从上海滩涂“复活”的红树林到“诺亚方舟”般的种质资源库,记者一路追随着他——复旦大学党委委员、研究生院院长,西藏大学校长助理钟扬教授。藏族名字:索朗顿珠。

  雪山巍巍,江水泱泱。他再也看不到、听不到了,但他留下的4000多万颗种子,还在休眠中静静等待发芽。它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,用蓬勃的生命告诉人们,曾有这样一位大学教授,用短暂而壮丽的一生,谱写了这首传唱千古的生命之歌。

  雪山巍巍,江水泱泱。他已将生命融入祖国山河,随着骨灰撒入雅鲁藏布江,他将永远与青藏高原在一起,与他挚爱的一草一木在一起,与祖国和人民在一起,如同一片落叶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,融入这片他爱得深沉的土地。

  大德曰生
  “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,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”

  你可知,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,让我国占世界7%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%的人口?

  你可知,仅仅20多株被西方“植物猎人”引进的我国野生猕猴桃枝条,撑起了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?

  你可知,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,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,一旦全球变暖,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?

  “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,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。”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复旦教授钟扬,正坐在一辆疾驰的车中。窗外,雄浑的高原景色如同壮丽油画,一条条河流闪烁着水晶般耀眼的光芒。他心驰神往:那看似光秃秃的苍茫山脉间,蕴藏着多少神奇植物?那终年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上,究竟有没有雪莲在生长?

  2000万年前,在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巨大碰撞下,隆起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——青藏高原。这里是广袤壮阔的圣地,却是植物探索的禁区。高寒缺氧,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50%,昼夜温差高达45摄氏度,鲜有植物学家敢于涉足。

  如果将植物的分布在世界地图上标注,青藏高原是一块少有记载的空白。更让人忧虑的是,人类对种子的研究步伐,远远追不上植物消逝的速度……钟扬要做的,就是为祖国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“家底”。“经过测算,在‘科’这一层面上,青藏高原有我国植物物种的1/3;在‘属’这一层面上,青藏高原的植物物种超过全国1/3。然而,这一数量远远被低估了。”钟扬说。

  196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钟扬,少年早慧,勤奋刻苦。1979年,因担任黄冈地区招办副主任的父亲以身作则,不许他提前参加普通高考,蓄势待发的钟扬“一气之下”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。谁曾想,这个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少年,因1984年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而与植物结缘;又因心怀为国育才之梦,2000年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,从此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。

  植物学中,也有“领土”。“晚清时期中国贫穷落后,英国人先后来华采集了几万颗种子、2000多种珍稀植物。”钟扬心中发酸,就拿那从新西兰进口的高档水果“奇异果”来说,几代人下去,还有谁知道它就是有着土生土长“中国基因”的猕猴桃呢?还有那大熊猫般珍贵的“鸽子树”珙桐,居然是外国人发现的……西方人从中国拿走的珍稀种子和苗木,把英国这个只有1500种植物的岛国装扮成了世界植物的圣殿,更让西方在植物学研究中掌握话语权。

 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,钟扬立誓,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;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,他立誓,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,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  这个想法,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。自此,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,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。

  2011年7月,珠穆朗玛峰一号大本营,海拔5327米。

  下午2时刚过,狂风开始肆虐,抽打在人脸上,呼吸都困难。“钟老师,您留守大本营,我们去!”学生拉琼看到老师嘴唇发乌,气喘得像拉风箱,不由暗暗心惊。

  “你们能上,我也能上!你们能爬,我也能爬!”一贯带笑的钟老师拉下了脸,上气不接下气地“怼回去”。拉琼心里沉重,自己这个藏族小伙子尚且吃力,老师是从平原来的,身体又不好,怎么得了?看学生不作声,钟扬缓了缓,解释道:“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,我不去的话,你们更难找。”

  逆风而上,向珠穆朗玛峰北坡挺进,上不来气的钟扬嘴唇乌紫,脸都肿了,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艰难。“找到了!”学生扎西次仁激动大喊,一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,一株仅4厘米高、浑身长满白色细绒毛的“鼠麯雪兔子”跃然眼前,骄傲地绽放着紫色的小花,它是高山雪莲的近亲,看着不起眼,但在植物研究者眼中比什么都美丽动人。

  这里是海拔6200米的珠峰,这是一株目前人类发现的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,这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!

 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,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。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子,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,“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,饥饿是最好的味精”。晚上,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,因为严重缺氧,煤油灯很难点亮;冬天,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,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水桶里的冰;路上,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,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……

  “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,在过去的十几年间,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,头晕、恶心、无力、腹泻都是家常便饭。不能因为高原反应,我们就怕了是吧。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。”钟扬这样说,开玩笑般的“轻松”。

 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,每走50公里,才能采一个样;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,至少相隔20米;一个物种,需要5000个优质的种子。往往,为了采集更多更优质的种子,钟扬和学生们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……夜以继日,殚精竭虑,一个夏天,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。

  如今,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、湿度15%的冷库中,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,将在80年到120年后,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。

  一个个创举惊动学界!他们追踪整整10年,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“植物界小白鼠”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;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,已提取出抗癌成分,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;他们花了整整3年,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——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,建立起保护“数据库”;他们揭示了红景天、独一味、藏波罗花、垫状点地梅、西藏沙棘、山岭麻黄、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;他们的“杂交旱稻”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,这意味着,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,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“平稳着陆”;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,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,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,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……

  16年来,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,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,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,近西藏植物的1/5。他的理想,是在未来10年间,收集西藏植物的1/3以上,如果有更多人加入,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……

  “最好的植物学研究,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。”钟扬有些“傲娇”地与学生共勉,这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。

  党员本色
  “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”

 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,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。2015年5月2日,51岁生日当晚,他突发脑溢血,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。

 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室一角,钟扬内心极度狂乱:工作上留下的那么多报告,要做的项目,要参加的会议,要见的学生……还没做好任何思想准备,自己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畅游的鱼儿,一下子被抛到了沙滩上。

  此时,钟扬的血压已可怕地飙升至200,他试图说话,想跟身边人交代什么,可口齿不清的话语没人能听懂;他试图安慰一下被吓坏的儿子,可右手已经不听使唤,用尽全身力气只能用左手摸摸儿子头顶。“孩子们也许不得不开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。”想到这,泪水禁不住浮上了钟扬的眼眶。

  万幸,抢救及时。钟扬在ICU病房中缓缓睁开眼睛。短短几日,仿佛一生。脑溢血后第四天,他想了又想,摸索出让人偷偷带来的手机,拨通了原学生兼助理赵佳媛的电话。“小赵,麻烦你来医院一趟,拿着笔记本电脑。”

  一头雾水的赵佳媛,见到了浑身插满仪器和管子的钟老师。“我想写一封信给组织上,已经想了很久了。”钟扬吃力地开口。赵佳媛在惊愕中忍住眼泪,在ICU各种仪器闪烁的灯光和嘀嘀声中,努力辨识着老师微弱的声音,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:

  “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,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?关键还是要靠队伍。为此,我建议开展‘天路计划’,让更多有才华、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……就我个人而言,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。”

  署名:钟扬,于长海医院ICU病房。

  人们原本期望着,这个常年每天只睡3小时的人,能因为脑溢血的警示,多休息一阵子。钟扬手机上,有一个停留在凌晨3点的闹钟,不是为了叫醒他起床,而是为了提醒他睡觉。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楼上,总有一盏灯几乎彻夜不熄,看门保安实在无奈,只好给钟院长开了“绿色通道”,特许他的门禁卡在整个楼空无一人时“来去自如”。

  住院时,学生们轮流陪护。“张阳,你端盆冷水来。”凌晨1点多,钟扬轻轻把学生张阳唤醒,“你去用冷水泡块毛巾,水越多越好,不要拧干。”钟扬把冷毛巾敷在额头上,默不作声。许久,也许是看出学生疑惑,他长叹:这个点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的时候,现在不让我做事情,心里难受啊!

  15天后,钟扬出院了,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,在学生搀扶下,拖着“半身不遂”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,“瘫坐”在二楼办公室里。从这天起,他正式恢复工作。

  从医院出来,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“铁律”:一是戒酒,二是吃药,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。担心钟扬的人们“舒了口气”:这个“钟大胆”,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。

  这个一顿饭能喝两瓶白酒的汉子,心一横,把酒戒了;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,无论医生如何警告,无论家人如何担忧,终究没“戒”得了西藏,“我戒得了酒,戒不了进藏。我不去心里就痒痒,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”。

  出院后,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,更加争分夺秒。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,他用53岁的人生,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。“我有一种紧迫感,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,我还要去西藏,还要带学生”,他总是这样对妻子说。

  离开ICU刚半年,他又进藏了。开始不敢坐飞机,就辗转坐火车。怕在家人那里“落埋怨”,就偷偷一个人行动。回来后,他惊喜又炫耀地对人说:看吧,我没事哎!

  可他在西藏的朋友们心里难受,钟老师一下子苍老了很多,连上车都显得特别吃力,原来一顿饭能吃7个包子、3碗粥、4碟小菜,现在只能吃下一点点了!脑溢血后遗症也在钟扬脸上表现出来,扎西次仁心里难过,钟老师的脸跟原来不一样了,不像原来那么生动了。

  很多人不解,他连命都不要了,到底想要什么?钟扬,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在乎,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。

  多年前,他放弃33岁副局级的“大好前程”,到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没有职务的教授。直到去世,他的职级还是处级。

  “搞科研嘛,不愿当官,写点论文,走点捷径,奔个院士总应该吧?”钟扬的学术成果300余项,早有资格坐在办公室里,“指挥手下一批人干活”。可钟扬就是“不通世故”,非要撑着多病的身子去高原采集种子,“既无经济效益,又无名无利”。

  面对“好心提醒”,钟扬一笑,用两种植物这样解释:原始森林里生长的北美红杉,株高可达150米以上,可谓“成功者”。但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另外一种成功,矮小如鼠麯雪兔子,竟能耐受干旱、狂风、贫瘠的土壤以及45℃的昼夜温差,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,就是靠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担任“先锋者”,前赴后继征服一块块不毛之地。

  这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植物学家,这样深情解释:“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,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。奔赴祖国和人类最需要的地方,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植物给我的人生启示。”

  名,钟扬看不到眼里,利,就更与他无缘。

  他花29元在拉萨地摊上买的牛仔裤,臀部破了两个巴掌大的洞,自己找一块蓝布补起来,补丁又磨破了还不舍得扔。这样的“破衣服”,钟扬衣柜里还整整齐齐叠着很多件。几十元钱的帽子,一晒就褪色,学生嫌丢人,“在我们西藏,只有赶毛驴的人才戴这样的帽子”,帮他扔了,钟老师却捡回来一直戴着。

  他的院长办公室里,座椅扶手磨秃了皮,材料边边角角的空白被剪下来当记事贴,桌子一角,堆放着档次不一、来自大宾馆小旅店的卷纸、一次性牙刷,水面高低不齐的矿泉水……他的妻子,同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,至今还穿着30年前做的外套。他最心爱的儿子,在内地西藏班寄宿,一个月给100元零花钱,孩子每个月取到钱,还古道热肠地请藏族小伙伴吃凉皮改善生活。

  “这个上海来的大教授,怎么这样抠!”初相识,西藏学生“大跌眼镜”。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,这个连宾馆里用剩的一点点肥皂头都要拿塑料袋装走的钟老师,一资助西藏老师和学生就是几十万元!为让藏族学生开拓视野,他私人出资发起了“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”活动,组织80多个藏大学生赴上海学习;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,无论成功与否,他都补助2000元……

  日常科研开销让人发愁,钟扬总是爽朗得拍胸脯:把发票给我!大家都以为他神通广大,可整理遗物时才发现,他的办公室里,有满满两抽屉没报销的发票。

  妻子张晓艳回忆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钟扬两度出国进修、做访问学者。回国时,他把在国外送报纸、端盘子省下来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,准备捐给单位。过海关时,工作人员怎么都不相信,“个人回国都带彩电冰箱,哪有人买这种‘大件’捐给公家?”

  研究植物一辈子,万千植物中,钟扬最爱高原植物,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,顽强绽放……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: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,出没于雕梁画栋;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,在高山砾石间绽放。

  “我愿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,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。”钟扬入党申请书上的话,字字铿锵。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,也是钟扬,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。

  先生之风
  “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”

  “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。”钟扬说,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,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。这些年,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,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“种子”——学生。

  凌晨5点多,爬起来给学生做早饭的,是钟老师;爬坡过坎,以身涉险为学生探路的,是钟老师;高原上,上气不接下气陪着困乏司机聊天的,是钟老师……从小,钟扬抱怨当老师的父母,关爱学生比管自己多。如今,他撇下一双心爱的儿子,陪学生的时间远超陪伴自己的孩子。

  2003年,钟扬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;2012年,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。在任期间,他尽心竭力,推动交叉学科发展,创建了“问题驱动式”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新模式,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。

  “不能因为一颗种子长得不好看,就说他没用了是吧!”钟扬的笑声依然回荡在人们耳边。他有着植物学家的独到眼光,底子薄弱的少数民族学生、想办退学的“老大难”、患有肌无力无法野外工作的学生……钟扬经过“选苗”,照收不误。他用心浇灌、培育,一个个学生竞相开出希望之花,成长为有用之才。

  2017年毕业典礼上,博士生德吉偷偷把哈达藏在袖子里,献给了敬爱的钟老师,这是藏族人心中的最高礼节。当钟老师用藏语向全场介绍她的名字时,德吉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

  知情人都知道,到西藏后,钟老师在复旦招收的研究生越来越少,在藏大招收的研究生越来越多。“在西藏培养一个学生很慢,可培养出来的学生吃苦耐劳,愿意去做这种高劳动强度、低回报的种子收集和研究工作。”钟扬自豪地说,“我的5个西藏博士,至少有4个毕业后扎根西藏。”

  穿藏袍,吃藏食,学藏语,连长相也越来越接近藏族同胞的钟老师,把小儿子送进了上海的西藏学校。这个黄浦江边长大的15岁男孩,说的不是“沪牌普通话”,而是一口地道的“西藏普通话”。“他喝酥油茶吃糌粑,跟我们藏族娃娃一样!”藏族朋友们很爱这个孩子,这也是钟老师的“种子”啊!

  2016年的一个夜晚,西藏拉萨。钟扬像往常一样吞下一把降血压、降血脂、扩血管的药物,打开电脑。“我自愿申请转入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组……”他不假思索,郑重写道。第六批、第七批、第八批,这已经是钟扬第三次申请援藏了。

  初始援藏,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“家底”。漫长科考道路上,他慢慢意识到,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,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,“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,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”。再后来,他想把西藏大学的“造血机制”建起来,打造最好的平台,把学科带到新高度。

  “不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,我就不离开西藏大学!”来西藏大学第一天,全体大会上,钟扬对全校师生拍了胸脯。那时的藏大,连硕士点都没有。16年艰苦磨砺,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“第一”: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第一个理学博士点,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,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……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,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。2017年,西藏自己的种质资源库也建立起来了,负责人正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。畅快啊!钟扬春风满面,逢人就说:“来西藏吧,我做东!”

  “西藏大学的第一批人才队伍已经建起来了,能不去吗?”面对钟扬的第三次援藏,妻子明知劝阻无望,但还是想试试。“现在是藏大的关键时期,就像人爬到半山腰,容易滑下来。”钟扬沉默了,他深知,妻子十几年来独自撑着这个家,照顾一双幼子,侍奉4位父母,从不让自己分心。这一次,是妻子实在担忧自己的身体。“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,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。百年后我肯定不在了,但学生们还在。”听到这儿,妻子流着泪,默默点了点头。

  如今,钟扬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已遍布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云南等西部省份,不少已成长为科研带头人。

  事实上,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。“科学知识、精神和思维要从小培养,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,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。”

  谁能想到,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,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中小学开科普课。多年来,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,参与了上海科技馆、自然博物馆建设,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,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,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。钟扬,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。

  高原永生
  “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惧”

  9月9日,钟扬双胞胎儿子——钟云杉、钟云实的生日。云杉、云实,一个裸子植物,一个被子植物,是这个植物学家父亲给儿子人生中的第一个礼物。

  “今天你们满15岁了,按照我和爸爸的约定,以后有事找爸爸!”给儿子过生日、吹蜡烛,妻子张晓艳脸上闪耀着喜悦和“如释重负”。这个家,钟扬总是聚少离多,一次、两次,儿子上幼儿园时就知道愤愤地跟妈妈“告状”:“爸爸不靠谱!”

  张晓艳心中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,家里那张“全家福”已是12年前的了。一年前,在儿子多次恳求下,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,多拍点“全家福”,可临出发,他又因工作缺席了。

  国家的项目,精益求精;西藏的学生,事无巨细;繁杂的工作,事必躬亲……钟扬无数次想了又想,都心有歉疚地拉着妻子的手说:“孩子们15岁之前,你管;15岁之后,我管!”

  钟扬是独子,80多岁的父母独居武汉,想见儿子一面,简直难上加难。盼哪,盼哪,终于盼到儿子来武汉开会,“我给孙子准备了东西,你来家里拿!”老母亲为了让儿子回家,找了个“借口”。

  “行,几点几分,您把东西放在门口,我拿了就走。”钟扬匆匆回复。“想见他一面这么难哪!”老母亲打电话给儿媳抱怨:“有时候在门口一站,连屋子都不进。有时候干脆让学生来。我们就当为国家生了个儿子!”打电话不接,发短信不回,母亲实在无法,用了上世纪的原始手段——写信。

  “扬子,再不能去拼命了,人的身体是肉长的,是铁打的,也要磨损。我和爸的意见就是,今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,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了……想到你的身体,我就急,不能为你去做点什么,写信也不能多写了,头晕眼糊。太啰嗦了,耐心一点看完。”

  尽管抱怨,可家里每个人都知道,钟扬是全家的精神支柱。有他在,妻子就可以“大事你安排,我负责配合”,父母就能“谢谢你的孝心,我们吃了保健品很有用”,儿子就有“安全而温暖的靠山”。

  钟扬最终没能等来又一个10年。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,内蒙古鄂尔多斯市,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,钟扬遭遇车祸,生命定格在了53岁。

  乍闻噩耗,妻子正准备出门上班。天塌了,当听说是车祸,张晓艳讷讷地拿着电话,“这个概率太大了。”整日奔波在外的丈夫,经常以身涉险的丈夫,长期睡眠不足的丈夫……天天担心,天天担心,这个担心终究还是发生了。

  生怕父母受刺激,张晓艳托人把老家的网线拔掉,在上海滂沱的大雨中,带着儿子直奔机场。

  “妈妈,到底怎么回事?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?”面对儿子的疑问,张晓艳无言以对。然而路上,孩子还是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,“父亲,你敢走啊,我还没长大呢……”懂事的孩子不敢刺激妈妈,哭着在QQ空间里写道。

  千瞒万瞒,一条老友“二老节哀”的短信,还是让老两口瞬间坠入冰窟。白发人送黑发人啊!80多岁的老父亲一下子仰倒在沙发上,嚎啕大哭。老母亲强忍着收拾行李,去银川,去银川看看儿子去啊!

  “钟扬啊!你说话不算数,你说孩子15岁以后你管啊……”车祸现场,张晓艳瘫倒在地。她不敢相信,煤气中毒、脑溢血挺过来了,高原反应和野外涉险挺过来了,这么平坦、这么宽敞的一段柏油马路,怎么就出事了呢?

  钟扬坐在疾驰的汽车上,在猝不及防中结束了宝贵的生命。在生命最后一瞬间,他在想什么?他在牵挂谁?

  银川殡仪馆,700多个花圈,淹没了广场和纪念大厅。祖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来了,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来了。钟扬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扎西次仁,握住钟扬父亲的手说不出话来,抱歉,他想说抱歉,钟老师是为了我们,很少顾及家里。“扎西啊,钟扬以后再也不能帮你们做事情了。”老爷子哆嗦着嘴唇开口,竟这样说。

  “钟老师,您不听话啊!我们天天嘱咐您别再跑了,您不听啊……”

  “钟老师,您那么大的个子,怎么躺在了那么小的水晶棺里。”

  “钟老师,您说等您回来,给院系党支部上党课,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。”

  “钟老师,一路走好,我是西藏大学的学生,您撒在高原上的种子,我们负责让它发芽。”

  “父亲,你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可是,要问问题时,我找谁呢?”

  ……

  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,老父亲坚决不肯收。他流着眼泪,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:“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,我不能收。”最终,一家人决定,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,发起成立“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”,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。“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事业做的一点事,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”,张晓艳泣不成声。

  现在已是西藏大学副教授的德吉,一直想给钟老师做一身藏袍,“钟老师特别像我们藏族汉子,他已经答应了,可我再没机会了……”总爱请钟老师开导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边珍,不知道偷偷给老师发了多少条微信,她总盼望这是一场梦,“我没事啊!”那样爽朗的笑声,还会响彻耳边。而在上海海岸线,茁壮的红树林幼苗已繁衍出第三代,也许有一天会成长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,这是钟扬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。

 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,江水呜咽,寒风卷着浪花,痛悼他的离去……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,成为祖国山河肌理的一部分,而他,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。

  钟扬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依然回荡耳边:“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惧,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,而我们采集的种子,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,到那时,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。”(记者 张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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